文｜郭晔旻

“财政收入为5.03亿里弗尔,支出为6.29亿里弗尔,赤字为1.26亿里弗尔,应偿付的国债利息为3.18亿里弗尔。”走投无路的路易十六极不情愿地承认：“诸位看到，用其他办法摆脱国家财政危机已经不可能了，接下来只能召开三级会议，与全体国民协商。”

《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带往刑场》

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这次会议对国王非常重要。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米涅分析道：“他（指路易十六）本可以因此而恢复他的权威，并因亲自行使职权而避免酿成一场革命。”1789年5月5日，中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如期召开。刚开始，当国王走进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路易十六宣布：“我希望像我曾经设想的那样，各个等级意见一致，同我一道促进国家的普遍利益，决不使希望落空。”然而，第三等级早就不满足于纳税最多、权利最少的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遇，它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重新“改写”社会结构。可是这一要求却被国王和特权等级拒绝，于是他们自行召开国民议会。在革命的导火索已冒烟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仍未意识到局势的危险，竟悍然封闭了国民议会会场。

革命就此爆发。1789 年7月14日，两万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狱”。可是，后来人们发现，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路易十六居然是这样写的：“14日星期二，无事”，随后国王安然就寝。当利昂库尔公爵不顾卫士的阻拦闯进卧室，搅醒他的美梦，告诉他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消息时，他惊慌地问：“啊？你给我带来了一个造反的消息？”公爵马上纠正了国王的用词不当：“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革命的中心，正是法兰西王国的心脏。自中世纪起，巴黎似乎已是王国内最大、手艺最巧的城市。随着近代行政事务全部集中到巴黎，工业也集中到这里。巴黎越来越成为时尚的典范和仲裁者，成为整个法国权力和艺术的唯一中心，到了1789年，巴黎已经成了法兰西的主人，尽管它还未完全吞噬“遥远的外省”。早在此前几十年，就有人担心，“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头脑变得过大，身体就会中风而总崩溃⋯⋯”

事实正是如此，波旁王朝对法国数百年的集权统治，在很短时间里就在巴黎发生的革命中土崩瓦解。路易十六很喜欢休谟的《英国史》，他非常清楚，150年前的英国曾经有过“革命”，所以他清楚“革命”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向来反应迟钝的他对此毫无办法，也不敢抵抗“人民”的意志。这时反倒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坚决不向革命低头。这个向来耽于享乐的女人，终于在此时爆发出惊人的意志力，自始至终捍卫着王权，如法国政治家米拉波所说：“她是凡尔赛当时唯一的男子汉。”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卧室复原场景，位于凡尔赛宫

她不停地在宫里用暗语写信，听取报告，召集大臣们议事，教育子女，并积极策划、联络，准备逃到保王党势力集中的地方去，组织军队反击。然而，一个柔弱女子的抵抗与螳臂当车又有什么区别？1789年10月5日，凡尔赛宫被攻陷，国王一家被软禁。玛丽·安托瓦内特还不死心，打算想办法寻求国际帮助。当然，最有可能帮她的就是自己的娘家奥地利，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她侄子弗朗茨。1792年，奥法之间的战争打响，王后不遗余力地为奥方提供军事情报，希望他们能攻进巴黎，解除法兰西王室面临的危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国家是属于国王的，国王代表法律；谁为国家和王权而战，谁就是为正义事业而战；谁反对王权，即使他在捍卫自己的国家，也是暴动者和叛逆者。

可是，法兰西大革命吹响了民族主义的号角。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行径，在新的时代是毫无疑问的叛国行为。这个罪名足够她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送上断头台了。在她之前，1793年1月18日，国民议会已经“宣布路易十六为法国的卖国贼、人类的罪人，立即以革命的名义判处死刑”。三天之后，路易十六被押上了革命广场（后改名协和广场）的断头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路易十六当年曾亲自参与了断头台的设计，他命人将铡刀改成三角形，大大提高了断头机的效率。没想到自己最终却成了这部杀人利器的刀下之鬼。

《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孩子》

10月，厄运终于降临到王后身上。10月12日，开始了所谓“审判”，诸多的罪名加在了她身上，虽然没有一点证据，结局已经注定。无论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法庭上说什么，结果都一样。由12名巴黎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十分清楚，他们的任务不是裁决王后是否有罪，而是要将一个危害国家的女人判处死刑。他们要么送玛丽·安托内特上断头台，要么自己人头落地。10月16日中午，玛丽·安托瓦内特与她的丈夫一样，在断头台上结束了一生。但她保住了王后的最后尊严。就连她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我还有一点要说的，这个女人一直到死都表现得很骄横、胆大。”

在日渐激进的法国大革命中，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不久，就没有人想起安托瓦内特了，除了王后的小狗，“有几天四处奔跑，（在监狱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嗅，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寻找它的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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