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兵谏抗日遭蒋怀恨，杨虎城将军血溅“戴公祠”

1949年秋天，北京香山上，枫叶别样红。

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新中国的建国大业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

然而在西南重镇重庆，垂死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仍在作最后的挣扎。自知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一面做好了向台湾逃窜的准备，一面更加凶残地举起屠刀，开始疯狂的报复与杀戮。

左为张学良，右为杨虎城

蒋介石的心头之刺

当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将北京正在热情邀请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建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情报递给蒋介石时，老蒋歇斯底里地吼道：“快动手吧，不然连机会都没有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第一个对准的就是杨虎城将军。

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通过一场“兵谏”，逼迫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做出“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公开承诺，从而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新篇章。

“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但感到受辱的蒋介石却始终耿耿于怀记恨在心，随后张学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杨虎城被逼交出兵权出国考察，回到国内后也遭到了囚禁，一直到他遇害。

杨虎城将军出国考察前与于右任等人的合影，前排右一于右任，后排左一杨虎城

蒋介石对张、杨的看法和态度并不一样，他一直认为，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责任者是杨虎城，而杨虎城的背后是共产党撑腰，至于张学良，则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受了别人蒙骗和蛊惑”。

在蒋介石的心中，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元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他始终不敢下手。

虽然同样是失去自由，但蒋介石给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待遇也不一样，张学良生活条件优越，别墅厨师仆人一样不缺，甚至可以去看电影泡馆子游山玩水，只是身边总有人监视着。

1934年蒋介石偕同张学良到西安视察，右二为张学良，右三为杨虎城，左三为邵力子

而杨虎城夫妇和两个孩子，大部分时间被监禁在贵州大山深处的息烽监狱里，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生活十分艰苦，在寒冷的冬天想要更换一件新棉衣都十分困难，甚至经常被特务们盘剥压榨。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通电“下野”，刚刚上任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布命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消息传出后舆论一片欢腾，众多媒体都做好了随时报道这个重大新闻的准备。

蒋介石得知后却勃然大怒，暗中下令保密局决不允许放人，并且咬牙切齿地对毛人凤说：“杨虎城太坏，他中共产党的毒太深了，娘希匹，不杀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

青年时期的杨虎城

老蒋不点头，李宗仁的命令就成了一句空话，再也没有下文了。新闻记者们赶到重庆市特别政府打听消息，因为他们听说杨虎城将军就关在重庆，但市长杨森却装作一问三不知。

在一连串的追问下，明明知道内情的杨森也急眼了，撒谎道：“真是天大的冤枉，我这个市长又不管放人。再说，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其实那个时候，杨虎城将军从息烽监狱转移到重庆歌乐山国民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关押已有两年多。在一片舆论哗然中，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又把杨虎城秘密转移到了贵州。

1927年冬杨虎城将军（中）与第10军党部人员的合影

密谋杀害杨虎城

1949年8月，贵阳黔灵山下麒麟洞一处隐秘的小小四合院中，杨虎城将军佝偻着腰，默默地坐在院中一块大石头旁沉思，他的夫人谢葆真已在1947年2月被特务折磨致死，身边只剩下两个孩子和同样被关在此地的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

十多年的囚禁生涯，日复一日的精神折磨，56岁的杨虎城早已不复当年戎马倥偬、征战四方的豪情霸气，他望穿秋水仍然期待着重获新生，却不知一场针对他的阴谋屠杀正在悄然展开。

1949年8月25日，毛人凤从台湾飞抵重庆。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传达蒋介石的指示并部署杀戮和破坏活动。

在罗家湾19号“漱庐”何龙庆公馆，毛人凤对张群、杨森、王陵基等国民党重庆军政要员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精神：“就是统统失败了，也不能让共产党得到一点点油水！”“过去就是因为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局面！”

1928年初，杨虎城将军(中)与夫人谢葆真(右)、秘书米暂沉在普陀山的合影

随后，毛人凤召来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在部署完大屠杀和破坏任务后，眼露凶光地说道：“委座批示要分批执行，先杀最重要的！”

徐远举心领神会，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恶狠狠地说：“要不我派人到贵州那边把杨虎城干掉得了！”这个想法直接被否定了，毛人凤说：“那里不安全，一旦出了差错，我们都没法在委座那里交待。”

最终，经过一番周密策划，这三个魔头商定，为确保万无一失，由周养浩负责去贵阳黔灵山麒麟洞把杨虎城骗到重庆来，最后在“戴公祠”下手，到达后的暗杀行动由徐远举负责。

1932年1月，就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将军一身戎装

周养浩原任贵州息烽监狱监狱长，与杨虎城打过多次交道，这个“笑面虎”花言巧语能说会道，擅长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唯一一个能让杨虎城有些好感的特务。

徐远举也物色好了具体执行暗杀行动的特务杨进兴、熊祥、安文芳、杨钦典等人，毛人凤亲自接见了他们，故作庄重地说道：“找各位来，是要完成一项重要的密裁任务，执行时用匕首，绝不能用枪，以免弄出声响。”

此时，几个特务并不知道要杀的是谁，他们也不是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了，非常懂得规矩，因此并不多问，知道得太多并不是一件好事。

毛人凤用皮鞋在地上划了一个圆圈，继续说道：“密裁地点在松林坡的‘戴公祠’和下面的警卫室，汽车一到就执行！”几个特务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现在，你们向委座宣誓！”毛人凤突然一个立正厉声说，然后转身面对着挂在墙上的蒋介石画像。

“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甘愿接受家法处置！”杨进兴等特务举起右拳，齐声宣誓。

1933年6月，杨虎城将军（中）走出绥靖公署在西安街头视察，左二为夫人谢葆真

1949年9月1日，贵阳黔灵山麒麟洞，杨虎城正坐在门前的小圆桌旁看报纸，监管他的特务组长张鹄带着不速之客周养浩一行驾到。看到脸上笑眯眯的周养浩，杨虎城感到有些意外。

“恭喜杨将军，你要被释放了！”周养浩坐下后，一脸真诚地说：“这是委员长的明示，先接你去重庆，他要在那里接见你，先走个过场，然后再去台湾。”

历尽风雨沉浮饱经世事沧桑的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口是心非心狠手辣的老蒋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他有这么好心吗？

看见杨虎城不为所动，周养浩接着撒谎：“当然，西安你们是回不去了。退而求其次，台湾也是不错的选择，党国上下重要机构、达官显贵都去了那里。更重要的是，您获得了自由，这才是最令人高兴的事……”

1933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纪念日，杨虎城将军检阅部队

“为什么非得去台湾呀？”杨虎城提出了疑问。“这很清楚呀”周养浩摊开双手说：“如果在重庆让您恢复了自由，怎样安置您呢？您想想，委座会让您跑到共产党那边去吗？”

“说句将军不要多心的话，只有去了台湾，才能让您恢复自由之身，您以后最多也只能做个寓公，从此不再过问世事，委座才会放心。”周养浩继续摇动三寸不烂之舌。

杨虎城仍然将信将疑地说道：“过两天再说吧。”也许将军的内心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什么，但是他又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1935年冬，杨虎城将军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

罪恶的匕首刺向将军

1949年9月5日上午，杨虎城告诉周养浩，他同意去重庆。周养浩随即密电告知毛人凤：“6日晚达渝。”

中午时分，杨虎城将军抱着夫人谢葆真的骨灰盒，携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及其9岁的儿子宋振中等人，在特务的押解下乘三辆车子离开贵州前往重庆。

他并不知道，穷凶极恶丧尽天良的特务们，已经在重庆准备好了一场血腥的屠杀在等待着他们。

贵州到重庆的路程并不太远，次日午后，车队已经到达重庆远郊松坝，按照计划，周养浩安排车队停下来吃饭休息等候天黑过江。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尽量避人耳目不暴露行踪，确保他们的罪恶行动万无一失。

1936年夏，杨虎城将军对部队军官讲抗日问题

9月6日深夜，押送杨虎城的车子先行抵达重庆歌乐山下的松林坡。下车后杨虎城疑惑地问道：“委员长不是要接见我吗，怎么跑到这山上来了？”

特务们指了指山腰上的“戴公祠”，用早就准备好的骗词回答：“请将军在此暂住两天，一面等委员长接见，一面等飞机去台湾。”

杨虎城抬眼瞄了一下黑暗中影影绰绰却灯火明亮的“戴公祠”，再也没有说话。

两名特务一左一右搀扶着杨虎城，沿着陡峭的石阶向山上走去，19岁的杨拯中双手抱着母亲的骨灰盒，紧跟在父亲的身后。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发表救国八项主张

父子俩来到“戴公祠”进入屋内，早已等候在此的特务们佯装笑脸迎了过来，说道：“这里有两个房间，随你们住哪间都行。”随后，杨拯中捧着骨灰盒向里屋走去。

隐伏在门后的特务王少山和林永昌突然窜出来，手持匕首猛地向杨拯中腰间捅去。“爸！”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杨拯中颓然倒地，鲜血喷溅在母亲的骨灰盒上。

杨虎城听到儿子的惨叫声连忙转头，就在此时，特务杨进兴和熊祥的两把利刃一前一后狠狠地插进了他的腰间和胸部，杨虎城“哎呀！”一声大叫，鲜血喷涌而出。

杨进兴随即用一块毛巾捂住杨虎城的嘴，特务们一拥而上，在他身上一阵乱捅。就这样，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杨虎城将军，在一场蓄谋已久的暗杀中倒在刽子手刀下，结束了56岁的宝贵生命。

2009年9月10日，杨虎城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随后到来的宋绮云一家和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贵，一下车就被引到了“戴公祠”旁的警卫室，被特务们以同样的方法残忍杀害。这群毫无人性的刽子手，连宋振中和杨拯贵这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都没有放过。

山河咽泪，长歌当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烈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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